为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强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促进作用，激发农民牧群众自主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道孚县坚持党建引领，把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固本之策，积极拓展治理模式，着眼解决基层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人居环境卫生脏乱差、乡风文明推进难度大、群众参与自治积极性不高等难点和堵点，夯实基层基础，探索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、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治理体制，创新实施积分制管理，提升乡村基层公共服务水平，助力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，持续增强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确保社会治理工作落到实处。
一、河垭村基本情况
甘孜州道孚县八美镇河垭村位于八美镇政府西北部，距县城80余公里，距离镇政府6公里，海拔3600米，村干部7人，全村共64户289人，2018年退出贫困村序列。全村有党员20人，学生56人，耕地面积1180亩，森林面积825.04亩，草地面积23550亩。
二、积分制工作开展情况
2022年5月，驻村第一书记多方链接资源，以省公安厅支部共建为契机，积极争取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三分局以捐赠援建的方式，在河垭村建立拥警爱民道德积分超市，以依法治村工作队、农牧技能培训队、急难事务先锋队、群众文化宣传队、生态环境治理队等五支志愿服务队伍为抓手，引导示范群众主动参与乡村自治。探索“以清单换积分，以积分换物品”的道德积分超市管理模式，推行实施“周评比、月兑换、季表彰” 方式，充分发挥积分超市“正向激励，负面约束”功能，极大鼓励和调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产业发展、基础设施建设、人居环境整治、文明实践等乡村治理工作，提升了村级党支部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，不断加强群众认同感和归属感，树立群体规范的权威，“润物细无声”，促进良好乡村风尚的养成。
三、经验做法
（一）小积分大容量，文明清单全覆盖。坚持党建引领，定期召开党员大会、村民代表会议，研究积分管理制度，发布积分任务，完善治理体系。探索建立“原始分+附加分”“日常评比+季度奖励”的积分管理制度，制定敬老爱亲、道德评议、移风易俗、环境整治、文明家庭、志愿服务和缠访闹访、越级上访、不遵守村规民约、不履行义务教育责任、违纪违法等20余项正负面清单，细化积分事项清单，明确加减分标准，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清单化、具体化、制度化。
（二）小积分大能耐，治理效能大提升。依托拥警爱民道德积分超市，坚持以村党支部引领，群众参与公共服务、社会治理等善举义举行为予以量化积分，建立完善正向奖励机制，推行赚积分改习惯、勤劳改变生活、邻里互助共建模式，给予积分奖励，引导牧民群众弘扬文明新风、参与乡村治理，以小积分撬动治理水平大提升。一是组建由村干部、第一书记、村民和党员代表为主的乡风文明评议会，对村民奖励、扣除积分进行审核认定。二是依托积分超市为载体，制定积分超市管理办法，以户为单元纳入积分制管理，对农牧民群众积极参与政事、环境整治、好人好事、志愿服务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给予积分奖励，对卫生责任区脏乱差、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等不文明行为予以扣分，对违法乱纪，适龄儿童未上学等现象进行一票否决，积分清零，正面引导群众主动参与乡风文明建设，有效激发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。
（三）小积分大用处，生活物资能兑换。为充分激发调动农牧民群众积极参与乡村治理、文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、主动性，增强群众的凝聚力和参与度，通过积分兑换的形式，兑换出乡风文明、生态宜居、治理有效和谐乡村。一是表彰志愿激励拓面。凡是在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、自我教育、自我监督等群众自治方面做出成效和突出表现的，对照《拥警爱民道德积分超市管理办法》进行大力表彰，兑现和累计对应的家庭积分，每月在固定的积分兑换日到超市换取分值相等价值的物品。例如：积分兑换以来，村民罗绒多次荣获生态环境治理先进家庭，获得100积分和流动红旗，兑换了牙膏、水杯、洗衣液、茶壶等生活物品，亲身感受付出与回馈的快乐，以此激励更多村民参加基层自治活动中来。二是积分鼓励教育筑梦。凡是村民子女考取高中、大专、本科的学生，对照《拥警爱民道德积分超市管理办法》进行积分鼓励，子女考上中职中专高中的奖励50分，考上大专的100分，考上本科的200分（以上皆为全日制），并且受到学校表彰的，校级20分，县级30分，市级及以上50分（每学年一次按最高分积累）。例如：2022年7月，收到成都师范学院通知书的白玛友珍喜获200积分，母亲带着她在积分超市兑换了辣条、小饼干、方便面等自己喜欢的零食。截至目前共200余名群众参与“赚取”积分，兑换生活会物资100余件，价值近5000元。
通过推行积分制管理，采取发放“积分存折”，设立积分兑换日，实行“周评比、月兑换、季表彰”等方式，开展“正面清单换积分，积分兑奖励”活动，营造“赚积分、比着干、作贡献”的良好氛围，将乡风文明“软约束”量化为“硬指标”。既鞭策了党员干部、群众在社会生活中坚守从善、文明的道德底线，也约束个别不文明、有损道德行为事件的发生，推进了乡村治理体系新模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、制度化。
